Odyssey

　　
　　(《雷鋒，我們時代的道德地標》)
　　一座沒有地標的城市，將是一座失去記憶的城市。
　　地標，其實是一種隱喻。正如那些凝聚文化、深蘊意義的樓宇、江河、古塔、廣場一樣，雷鋒便是崛起在新中國道德天空下至為重要的一處精神地標。
　　《雷鋒，我們時代的道德地標》（戴木才主編，湖南教育出版社2012年9月第1版），與其說是把握歷史節點的主題性圖書策劃、出版與營銷，勿寧說是重新為處於數字化媒介與資訊深度影響中的21世紀青少年還原一段50年的溫暖歲月，還原一個叫雷鋒的人，還原他的平凡與高潔，他的和煦與明朗。
　　在這裡，雷鋒留給人間的記憶，不是他1.55米的矮個子背影，他的孤兒身世；不是他望城籍貫，普通士兵的身份；不是他青春早逝的遺恨，生命意外的傷痛，甚至不是紀念館，日記與照片，而是他在短暫而平凡的生命所綻放的愛與快樂的光輝，奉獻與利他的光輝，聖潔與單純的信仰光輝。
　　這個小個子湖南人，以他的快樂與感恩的心，詮釋著尋常歲月里的向上的人生姿態與向善的價值執著。這樣的價值，之所以成為一種道德地標，乃在於它所散髮的心靈正能量與道德溫暖感，在於這些架通歷史、現實與未來的德性命題：有一種力量叫信仰，有一種幸福叫奉獻，有一種姿態叫進取，有一種堅持叫敬業，有一種快樂叫勤儉。
　　半個多世紀以來，雷鋒這個名字，從來就與中國青年的思想道德建設，與共產主義理想、信念、人格教育緊緊聯繫在一起。雷鋒精神從此編入中國的道德辭典，編入孩子的教科書，編入中國青年的心靈，成為闡釋再三的思想典範與人生標本。
　　稍稍回望歷史，那些關於雷鋒的標語與口號，依然清晰地貼在時光的牆上。
　　“做雷鋒式的好戰士”，“學習雷鋒，永做革命的鏍絲釘”那是1960年代紅色塑料筆記本上的決心；“學習雷鋒好榜樣，忠於革命忠於黨……”那是1970年代的行軍、排隊的必唱歌曲；“學雷鋒，樹新風”“學習雷鋒的釘子精神”那是懸在每間教室後邊的標語，紅紙白字，仿宋體；“雷鋒飄洋過海到了西點軍校”“雷鋒精神過時嗎”那是1980年代關於雷鋒精神內涵的熱切討論；“學雷鋒，做好事”“雷鋒就在我們身邊”“尋找身邊的活雷鋒”那是1990年代以來的校園宣傳欄……
　　不同的是時代，相同的是雷鋒。雷鋒，這個定格為戴紅星軍帽、永遠笑得燦爛的人。雷鋒到底是個怎麼的楷睦追婢竦牡咨鞘裁矗�
　　他曾被闡釋為集體主義時代的標本，“毫不利已，專門利人”；他曾被闡釋為生命不息、奉獻不止的標本，“把有限的生命投入到無限的為人民服務之中去”；他曾被放在階級框架內闡釋為愛憎分明的標本，“對待同志象春天般的溫暖，對待敵人像秋風掃落葉一樣”，他曾被闡釋為助人為樂的標本，“雷鋒出差一千里，好事做了一火車”……
　　然而，在當今價值多元、多樣、多變的時代，曾經的精神偶像被質疑，曾經的神聖被消解，曾經的理想被嘲弄，曾經的激情被世故……“雷鋒能值幾個錢”的群體不屑與群體不解，或多或少暴露出一個時代存在的功利與世俗。“雷鋒”這個集體主義時代的精神符號，似乎正在被一些人慢慢忘記。
　　然而，人們很快驚訝於社會某些道德領域的滑坡：從含毒的奶粉至加激素的飲料，從南京的彭宇案到佛山的小悅悅事件……這些黑洞的存在，令人們甚至有些失去了些許歸屬感，安全感，甚至是愛的能力，溫暖與照亮的能力。
　　為此，我們多麼需要一張雷鋒式的笑臉，多麼需要一米陽光，不，漫山的春光來普照心靈。
　　不要簡單將雷鋒精神理解為釘子、鏍絲之類，也不要嘲弄他的“傻”，且讓我們將它作為一種美好的人性，一種文明的優雅，一種上進與善良的人生來看待吧。
　　文化不能扁平，精神呼喚崇高。在風馳電挈而信息洶涌時代，一個心靈地標的重建，其實是一個時代人性美好的召喚，心靈流浪的救贖，精神家園的溫暖。
　　（作者為湖南教育報刊社編審）　　（原標題：向上與向善的精神地標）