(《雷鋒,我們時代的道德地標》)
  一座沒有地標的城市,將是一座失去記憶的城市。
  地標,其實是一種隱喻。正如那些凝聚文化、深蘊意義的樓宇、江河、古塔、廣場一樣,雷鋒便是崛起在新中國道德天空下至為重要的一處精神地標。
  《雷鋒,我們時代的道德地標》(戴木才主編,湖南教育出版社2012年9月第1版),與其說是把握歷史節點的主題性圖書策劃、出版與營銷,勿寧說是重新為處於數字化媒介與資訊深度影響中的21世紀青少年還原一段50年的溫暖歲月,還原一個叫雷鋒的人,還原他的平凡與高潔,他的和煦與明朗。
  在這裡,雷鋒留給人間的記憶,不是他1.55米的矮個子背影,他的孤兒身世;不是他望城籍貫,普通士兵的身份;不是他青春早逝的遺恨,生命意外的傷痛,甚至不是紀念館,日記與照片,而是他在短暫而平凡的生命所綻放的愛與快樂的光輝,奉獻與利他的光輝,聖潔與單純的信仰光輝。
  這個小個子湖南人,以他的快樂與感恩的心,詮釋著尋常歲月里的向上的人生姿態與向善的價值執著。這樣的價值,之所以成為一種道德地標,乃在於它所散髮的心靈正能量與道德溫暖感,在於這些架通歷史、現實與未來的德性命題:有一種力量叫信仰,有一種幸福叫奉獻,有一種姿態叫進取,有一種堅持叫敬業,有一種快樂叫勤儉。
  半個多世紀以來,雷鋒這個名字,從來就與中國青年的思想道德建設,與共產主義理想、信念、人格教育緊緊聯繫在一起。雷鋒精神從此編入中國的道德辭典,編入孩子的教科書,編入中國青年的心靈,成為闡釋再三的思想典範與人生標本。
  稍稍回望歷史,那些關於雷鋒的標語與口號,依然清晰地貼在時光的牆上。
  “做雷鋒式的好戰士”,“學習雷鋒,永做革命的鏍絲釘”那是1960年代紅色塑料筆記本上的決心;“學習雷鋒好榜樣,忠於革命忠於黨……”那是1970年代的行軍、排隊的必唱歌曲;“學雷鋒,樹新風”“學習雷鋒的釘子精神”那是懸在每間教室後邊的標語,紅紙白字,仿宋體;“雷鋒飄洋過海到了西點軍校”“雷鋒精神過時嗎”那是1980年代關於雷鋒精神內涵的熱切討論;“學雷鋒,做好事”“雷鋒就在我們身邊”“尋找身邊的活雷鋒”那是1990年代以來的校園宣傳欄……
  不同的是時代,相同的是雷鋒。雷鋒,這個定格為戴紅星軍帽、永遠笑得燦爛的人。雷鋒到底是個怎麼的楷睦追婢竦牡咨鞘裁矗�
  他曾被闡釋為集體主義時代的標本,“毫不利已,專門利人”;他曾被闡釋為生命不息、奉獻不止的標本,“把有限的生命投入到無限的為人民服務之中去”;他曾被放在階級框架內闡釋為愛憎分明的標本,“對待同志象春天般的溫暖,對待敵人像秋風掃落葉一樣”,他曾被闡釋為助人為樂的標本,“雷鋒出差一千里,好事做了一火車”……
  然而,在當今價值多元、多樣、多變的時代,曾經的精神偶像被質疑,曾經的神聖被消解,曾經的理想被嘲弄,曾經的激情被世故……“雷鋒能值幾個錢”的群體不屑與群體不解,或多或少暴露出一個時代存在的功利與世俗。“雷鋒”這個集體主義時代的精神符號,似乎正在被一些人慢慢忘記。
  然而,人們很快驚訝於社會某些道德領域的滑坡:從含毒的奶粉至加激素的飲料,從南京的彭宇案到佛山的小悅悅事件……這些黑洞的存在,令人們甚至有些失去了些許歸屬感,安全感,甚至是愛的能力,溫暖與照亮的能力。
  為此,我們多麼需要一張雷鋒式的笑臉,多麼需要一米陽光,不,漫山的春光來普照心靈。
  不要簡單將雷鋒精神理解為釘子、鏍絲之類,也不要嘲弄他的“傻”,且讓我們將它作為一種美好的人性,一種文明的優雅,一種上進與善良的人生來看待吧。
  文化不能扁平,精神呼喚崇高。在風馳電挈而信息洶涌時代,一個心靈地標的重建,其實是一個時代人性美好的召喚,心靈流浪的救贖,精神家園的溫暖。
  (作者為湖南教育報刊社編審)  (原標題:向上與向善的精神地標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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